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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

［美］希拉里·克林顿著 潘勋等译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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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希拉里克林顿：性？谎言？金钱？回忆录。该书由国际著名出版集团西蒙-舒斯特出版发行，首印高达100万册，希拉里-克林顿得到的预付稿酬是800万美元的。她是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她是时尚追随者；她是2008年的美国总统。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有近40章，超过40万字，从希拉里的中学时代写起，以白宫八年生活为中心，广泛涉及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诸多重大国际国内政治事件的背景、她与克林顿之间的情感纠葛等等。本书最后一句话是："然后我向这个我用了八年时间去亲历历史的房子说再见"。这样的用法在全书包括前言中先后出现了四次。"这是作者的本意，她是告诉读者她的那一段生活和历史交织在一起，她亲身经历了那些历史章节，她那些家庭生活的章节也进入了历史。这是她实现美国梦的收获和代价,全书的核心就是她的“亲历”。”

评论

希拉里克林顿：勇敢的女人？无耻的女人？

希拉里　克林顿在美国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纽约一位政治观察家丹-格林伯格曾评价到，“对于希拉里，人们或爱或恨，但决没有中间路线。”在希拉里的狂热追随者眼中她是一位勇敢的妻子、一位性感的女人、一位充满智慧的女强人。而在她的政敌眼中，希拉里则是一个虚伪狡诈、老于世故和政治伎俩的女人。但是无论是她的政敌还是狂热追随者都不得不折服于她的公众影响力。而且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她也许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后选人。

第一章

我父母是这一代人的典型

我并非生来就是第一夫人或联邦参议员，并非生来就是民主党员、律师或妇女权利与人权的倡导者，也并非生来就是妻子或母亲。我有幸生在２０世纪中叶的美国，拥有过去美国妇女无法享有的种种自由选择，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妇女觉得自由选择超乎想像。我在社会激剧变革的浪尖上长大，并投身各种政治论争，探讨美国所代表的意义及它在世界上的角色。

母亲、奶奶、外婆跟我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代；父亲、爷爷、外公对于我的生活也无法想像。不过他们向我灌输美国式希望，这个希望造就了我的人生与选择。

我的故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父亲和其他男人一样，为国效力后返乡担起养家糊口之责。婴儿潮随之出现，那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时代。美国将全世界从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在战后又努力和以前的敌对国家修好，团结盟友与先前的敌人，致力于和平，协助受到战火摧残的欧洲与日本重建。

虽然美国和苏联、东欧展开冷战，不过我父母和他们那一代人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依旧充满希望。美国的超强地位靠的不仅仅是武力，还有我们的价值观念和遍地的机会。只要努力工作并承担责任，像我父母一样的人谁都可以得到这些机会。中产阶级的美国涌现出大量财富，随之而来的是新房子、好学校、街区公园和安全的社区。

但是战后美国仍有未竟之业，尤其是种族问题。二战一代人及其子女们意识到了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的问题，也焕发出美国式希望应该延伸至它的每一位公民的理想。

我父母是这一代人的典型，他们相信美国的无穷可能性，他们的价值观念扎根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经验。他们相信辛勤工作，不问回报；相信自力更生而非自我放纵。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我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家庭。我们家属中产阶级，和当时当地的其他家庭没什么两样。母亲全名多萝西·豪厄尔·罗德姆，一名家庭主妇，她的生活就是围绕着我、两个弟弟和父亲打转。父亲全名是休·Ｅ·罗德姆，经营小生意。他们遭遇的各种挑战让我倍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机会。

母亲童年时孤单寂寞，但并未因此与人保持距离，反倒相当亲切又不失冷静，我至今还奇怪她是怎么做到的。她１９１９年生于芝加哥，外公小埃德温·约翰·豪厄尔是芝加哥市消防员。外婆黛拉·默里家有法裔加拿大人、苏格兰人和北美本地人的血统，共有九个小孩。外公与外婆显然没做好准备就当了父母。母亲才三四岁时，就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外婆黛拉一出门就是几天不见人影，留下母亲一人在芝加哥南城一栋没有电梯的五层楼公寓里，饿了就拿餐券到附近的餐厅吃饭。外公对母亲也是爱理不理，偶尔把在游乐场赢到的礼物（如洋娃娃）送给她已是难得，就甭提给她一个温馨的家了。１９２４年姨母伊莎贝拉出生，姊妹俩不停地搬家转学，从一个亲戚家换住到另一个亲戚家。由于无法在一个地方久住，两人也交不到什么朋友。１９２７年外公外婆终于离婚，离婚在当时不仅罕见也非常丢脸。两人都不愿抚养小孩，于是让女儿们自己搭火车从芝加哥到阿尔汉布拉和祖父母同住。阿尔汉布拉靠近洛杉矶以东的圣加布里埃尔山区，从芝加哥过去需要四天，八岁的母亲一路照顾才三岁的妹妹。

●外婆黛拉，她为人软弱，生活放纵

母亲在加利福尼亚住了十年，其间从未和外婆黛拉见过面，外公小埃德温也很少探望她。母亲的爷爷老埃德温当过英国船员，把养育母亲的责任全交给妻子艾玛。艾玛很严厉，长年穿着黑色维多利亚式服装，对母亲不理不睬，充满怨气，惟有贯彻一丝不苟的家规时，才会正视母亲。艾玛不希望外人来访，也很少让母亲参加派对或其他聚会。有一年万圣节，艾玛逮到母亲和同学偷偷参加“不给钱就捣蛋”的活动，事后决定将母亲禁闭一年——除了上学，只能呆在自己房间里，哪儿也不能去。艾玛也不准母亲在厨房餐桌吃饭，不能在前院逗留，直到艾玛的亲戚贝尔·安德森来访，残酷的处罚才结束。

到了户外，摆脱艾玛家里令人窒息的气氛，母亲才感到一丝轻松。她徜徉在圣加布里埃尔山谷数英里长的橘子园里，陶醉于阳光下成熟的果实散发出的果香。夜里她就躲到书堆里。母亲在学校表现优异，老师们鼓励她阅读和写作。

十四岁时，她再也受不了奶奶家的生活。她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帮忙照顾两个小孩，主人提供食宿，每周付给她三美元。保姆的工作让她无暇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和她所钟爱的戏剧，也没钱买衣服。她只有一件衬衫，每天穿每天洗，搭配惟一的一条裙子，天冷时就穿上仅有的毛衣。但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住在被爱包围的家庭里，看到父母如何关爱、教导孩子，这些都是她未曾享受过的。母亲常说，如果没有这一段插曲，她都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家庭与小孩。

中学毕业时，母亲打算在加州上大学，不过外婆黛拉主动和她联络——多年来头一遭——要母亲搬到芝加哥和她同住。黛拉刚再婚不久，答应会和丈夫一起出钱供母亲念书。母亲到了芝加哥才发现，黛拉要的不过是个管家，根本不会出钱让她上大学。伤心之余，她搬到一间小公寓，找了一份文书的工作，每周干五天半活，赚取微薄的十三美元周薪。我曾问母亲为何回芝加哥。“我非常希望得到母爱，我得抓住机会去试试。”她说，

●“当发现她不爱我时，我无处可去。”

外公在１９４７年过世，所以我从未见过他。不过我认识外婆黛拉，她为人软弱，生活放纵，整天泡在电视肥皂剧里，脱离现实。在我差不多十岁时，黛拉帮忙照顾我和弟弟。一天我在学校操场上被大门撞到眼睛，血从脸上淌下来，便赶忙跑回三条街之外的家，边跑边哭。黛拉看到我，吓得晕了过去，我只好请隔壁邻居帮我处理伤口。黛拉苏醒过来后，抱怨我吓坏了她，还说幸好晕倒时没有受伤。我一直等到母亲回家才上医院缝合伤口。

父亲对小孩管教甚严，但对弟弟们的要求远高于我

若有幸进入黛拉狭隘的世界，倒也觉得她可爱迷人，只不过这种机会少之又少。黛拉喜欢唱歌、打牌。我们去芝加哥看她时，她常常带我们去儿童乐园和电影院。她于１９６０年过世——一个与幸福无缘且像谜一样的女人。不过是她让我母亲回到芝加哥，并在那里认识了父亲。

父亲婚后和斯克兰顿的家人保持密切联系，每个孩子出生后他都会开车送回到斯克兰顿，在法庭街卫理公会教堂接受洗礼，他本人小时候也是在这座教堂做礼拜。奶奶汉娜在我五岁时过世，我会认奶奶时，她已双目失明，但她每天早上仍会努力帮我穿衣服扎辫子。我和爷爷比较亲，我出生前他已从工作了五十年的鞋带厂退休，得到一只金表。祖父为人善良，教养又好，每天穿西服和吊带裤，得意洋洋地佩着带链子的金表。他来伊利诺伊州看我们时，会脱下外套，卷起衬衫袖子，帮母亲打理家务。

父亲对小孩管教甚严，但对弟弟们的要求远高于我，爷爷经常出面帮他们解围，所以我们和爷爷关系更亲近。小时候，弟弟和我常去爷爷在斯克兰顿钻石街的老家住，每年的８月多半消磨在爷爷１９２１年所建的度假小屋里，小屋位于斯克兰顿西北二十英里左右，四周是波科诺山，可俯瞰维诺拉湖。

小屋很简陋，热水只能用厨房里一个煮饭的炉子烧，也没有浴室或淋浴设备。想洗澡的话就跳到湖里，或站在后门廊下，由另外一个人提水从头上往下浇。宽大的前门廊是我们最爱待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和祖父学习玩扑克牌。祖父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纸牌游戏非皮纳克尔莫属。他读故事给我们听，讲述维诺拉湖的传说，说这湖是纪念一位印第安公主维诺拉的，这位公主的父亲不准她嫁给另外一个部落的英俊战士，结果她投湖自尽。

从小的玩伴是不用电也没有车的“山民”

湖边小屋一直保留至今，还有夏天去湖边度假的传统。女儿切尔西第一次到维诺拉湖时还未满两岁。我的两个弟弟每年夏天都会去住上一段时间。感谢他俩为小屋添了些设施，数年前还建了个淋浴间。

５０年代初期，小屋前的两车道公路旁很少有人居住，屋后山上的树林里有熊和山猫出没，我和弟弟常在附近探险、远足和驾车兜风，并在苏斯奎汉纳河上钓鱼和泛舟。父亲曾在屋后教我打靶，练习瞄准罐头盒子和石头。不过我们的活动区域以维诺拉湖、大马路和经过杂货店门口的小道为主。我也交了些夏日玩伴，他们教我滑水，带我去湖滨看露天电影。有些人是我这辈子在帕克里奇绝对碰不到的，例如有一家人根本不用电也没有车，祖父称他们为“山民”。这家的小男孩和我年纪相仿，有一次骑马到小屋，问我想不想骑马兜风。

大约在十或十一岁时，我开始和祖父、父亲、威拉德伯父以及其他男人们玩起了扑克牌，其中“老皮特”和汉克的牌品之差是出了名的。皮特住在一条尘土路的尽头，每天必定到场，若手气开始变坏，就总是气得骂人和跺脚。只有当父亲在时，汉克才会加入牌局。他会拄着拐杖蹒跚走进前门廊，边爬楼梯边喊：“那黑头发臭小子在吗？我要玩牌。”他从小看着父亲长大，并教父亲钓鱼。他的牌品不见得比皮特好，有时输得不甘心，会气得掀翻桌子。

父亲开印染厂，我们和弟弟当工人

父亲战后在芝加哥大环的商品市场里开了家专卖窗帘布的小公司，叫罗里克布行。他生平第一间办公室可俯瞰芝加哥河，我至今还记得三四岁时到那间办公室里的情景。父亲为了让室内空气流通，常常把窗户全打开，他怕我*窗户太近，就骗我说窗外有只大恶狼，我若掉下去就将葬身狼腹。后来父亲自己在北城开了间印染厂，雇了些日工，母亲也帮忙干活，等我和弟弟够大时，我们也都加入印染行列。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染料沿丝网边缘倒入，再滚动压轴，让图案印在丝网下的布料上，然后抬高丝网，移走台子，就这么不断地重复，染制出漂亮的图案。有些图案是父亲设计的，其中“摘星梯”是我最喜爱的。

母亲鼓励小弟挖地洞到中国

母亲虽然忙，仍抽出时间陪我们姐弟三人，这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质量时间”。母亲直到６０年代初还不会开车，在此之前我们到哪儿都得走。冬天她把我们放在雪橇上，拉着我们上街采购，回来时要我们捧好东西别掉了。母亲在后院晒衣服时，也会抽空陪我练习投球，或者和我一起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

有一年暑假，她帮我在一个大纸箱里堆砌出一个梦幻王国。我们用镜子当湖泊，用枝条当树木，我还编了一个童话故事让洋娃娃们演出。另一年夏天，她鼓励小弟托尼去实现挖地洞一直挖到中国的梦想。她开始找些和中国有关的书念给小弟听，小弟每天在房子边的空地上挖洞，偶尔会发现母亲偷偷埋入的筷子或藏着签条的签饼。

大弟弟休更喜欢冒险，才学会走路就推开通往露台的门，高兴地往三尺厚的积雪里钻，直到被母亲发现为止。我们家附近新房子一幢幢拔地而起，他和朋友们在建筑工地玩耍时不止一次被警察押送回家。途中其他小朋友都坐在警车里，他却坚持跟着警车一路走回家，因为父母曾告诫他，绝对不准坐陌生人的车。

母亲希望我们多读书以增长知识。这在我身上要比在两个弟弟身上更成功，因为他们喜欢吃一堑长一智的学习方式。母亲每周都带我上图书馆，我每每在童书区流连忘返。到了五岁，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但母亲不让我们看太多电视，我们只好玩扑克牌、大富翁和填字游戏等打发时间。我和母亲多少都认为，扑克牌和棋类游戏寓教于乐，孩子们可从中学习数学技巧与解题方法。学期中，家庭作业若碰上任何难题都可以找母亲帮忙，只有数学例外，那必须请教父亲。母亲会帮我打课程报告，看到我在初中家政课上为做一条裙子而搞得焦头烂额时，她也会出手相救。

母亲爱这个家与我们全家人，但难免觉得自己的生活受限制太多。现代妇女的选择似乎多不胜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母亲那一辈的选择实在少得可怜。当我们年纪稍长时，母亲就开始选修大学课程，虽然一直没毕业，学分却堆积如山，从逻辑学到儿童发展之类的科目都有。

看到别人尤其是孩子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母亲会愤愤不平。由于个人的切身经验，她知道许多孩子明明没有错，却一生下来就比别人矮一截或遭人歧视。她痛恨自以为是、假装清高的人，让我和弟弟们懂得自己既不高人一等也不低人一头。她童年住在加州时，目睹日裔小孩公然遭受歧视，看到学校里的白人学生天天对他们冷嘲热讽。回到芝加哥，她老是惦记着自己喜欢的一位日裔男生，不知他过得如何。这位日裔男生的名字是Ｔｏｓｈｉｈｉｓｈｉ，孩子们叫他“托希”。母亲回阿尔汉布拉参加中学同学会时，再次见到他。一如母亲所料，战时他和家人都被拘押，农场也被没收，不过获悉他经过多年磨炼，已是一个成功的菜农时，母亲颇感欣慰。

父母两种价值观给我的政治信念留下两种烙印父母的价值观并不一致，我夹在两人中间长大，使得我的政治信念打上了两方面的印记。性别隔阂也出现在我家里。母亲基本上是民主党人，但帕克里奇以共和党人居多，所以她并未声张。父亲则是死硬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并以此为荣。他对金钱锱铢必较，不相信赊账，做生意绝对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的哲学是自力更生、个人进取，但不同于当今自称保守派的人士，父亲深谙理财的重要性，支持将纳税人的钱投资于公路、学校、公园以及重要的公共事物上。

父亲无法忍受挥霍浪费。他和多数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一样，终生无法驱除对贫穷的恐惧。母亲很少买新衣服，碰到特殊的开支，比如说替我买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服装，我们必须和父亲商议数周。如果我们三个小孩刷完牙忘了旋紧牙膏盖子，他会把盖子丢到窗外，叫我们到外面找，即使是下雪天，也得受冻在屋前的常绿灌木丛里找寻盖子的下落，他希望借此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直到现在，我都会把没吃完的橄榄放回罐子里，把吃剩的乳酪包好，就算只剩下再小的一片也不丢掉，否则会觉得内疚。